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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問題放回大學教育中心

 










周保松



周保松



  上世紀70年代生于廣東,1985年移民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畢業,英國約克大學碩士,英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哲學博士,F為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教授,研究方向為當代政治哲學、倫理學和社會學,重點在自由主義和社會正義理論。著有《自由人的平等政治》(2010)、《相遇》(2008)、《政治哲學對話錄》(2004)等。



 










周保松



《走進生命的學問》書封



  周保松



  上世紀70年代生于廣東,1985年移民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畢業,英國約克大學碩士,英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哲學博士,F為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教授,研究方向為當代政治哲學、倫理學和社會學,重點在自由主義和社會正義理論。著有《自由人的平等政治》(2010)、《相遇》(2008)、《政治哲學對話錄》(2004)等。



  早報記者 錢戀水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出版社近日出版了香港中文大學教授周保松的新著《走進生命的學問》。在這本書中,周保松把對哲學、人生與大學教育的種種思考寫下來,通過電子郵件寄給學生,然后一起討論。數十萬字的討論讓教師與學生均獲得了超出流俗的精神與信念的支持。



  書中還記錄了他和恩師陳特,學長梁文道的幾次精彩對談,從人生意義到死亡,從學生運動到大學價值,語言洗練樸素,言淺意深。在書的很后一章,周保松回憶了在廣州西部村莊里的童年生活,以及早年移民香港的辛酸苦澀。



  早報記者在《走進生命的學問》出版后專訪了周保松,當談及教育的意義時,周保松說:“教育很大的目的是培育人,而不僅僅是社會發展的工具。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應該有更強的自覺去推動社會改革。”



  “大學教育不應商品化”



  東方早報:你曾提到無論是東方大學的儒家君子教育還是西方大學所提倡的肩負社會責任和道德感,在很大程度上都已經式微,原因何在?



  周保松:這問題很重要,卻不易答。如果放大點來看,問題關乎整個現代社會的一些基本理念,例如政教分離的自由主義傳統,工具理性的興起,以及應然和實然的二分等。



  如果談得具體點,我們會見到,今天的社會對于大學的理解,已有相當根本的轉變。大學的目的,不僅不再重視培養有教養的讀書人,甚至也不再是專注于學術研究,而是更多地被理解為滿足社會經濟發展的工具。在這個大趨勢下,大學越來越(偏向)市場導向和職業導向。開設什么課程,要看市場;同學選讀什么學科,要看市場;致力什么研究,也要看市場。也就是說,教育成了不折不扣的商品。無論是商品的提供者,還是商品的消費者,都將教育本身當作實現經濟利益的工具。



  在這樣的大環境中,任何形式的價值教育和德性教育,一定會被邊緣化。原因很簡單。這些教育看來都沒有什么實用價值,既無助于社會整體經濟發展,也無助于增加個人在商業社會的競爭力。更重要的是,德性教育和大學教育商品化本身就格格不入。鼓勵學生做一個誠實、正直、有正義感,有獨立思考和社會關懷的人,和鼓吹學生唯利是圖與拼命競爭之間,是有內在矛盾的。



  東方早報:你不認同現在的大學教育?



  周保松:我有許多的擔憂和質疑。原因有二。第一,我始終相信,教育很大的目的,是培育人。這里的“人”,是一個個真實的個體。這些個體,有自己獨立的生命,而不僅僅是社會發展的工具,同時也不可能只是純粹的經濟動物。培育人的很高目標,是令學生活得豐盛。要活得豐盛,人就不可能不具備一些德性。例如我想我們會同意,一個美好的人生,不可能沒有愛,包括朋友的愛和男女的愛。但愛人是一種能力,也是一種德性。試想,如果一個人永遠只將別人當工具來看待,他就難以明白,什么是真正的忠誠和關懷,什么是無條件的付出和犧牲。但現在的大學教育,只會教我們競爭和增值,卻甚少教我們去愛人。



  第二,我相信,一個社會的健全發展,大學扮演著重要角色。但怎樣才叫健全的社會發展?我想我們會同意,健全的社會必須要公平公正,人們可以彼此尊重和活得有尊嚴,個人能力得到全面發展等。要做到這些,大學就不可能只將學生訓練成經濟人,而不將他們培養成有社會責任和道德關懷的公民。



  “對價值問題的思考



  在大學中被邊緣化了”



  東方早報: 你提倡在大學開展通識教育,還獲得中文大學通識模范獎。通識教育在中大的現狀如何?



  周保松:中文大學的通識教育和書院教育,因為有較悠久的傳統,同時有不錯的制度和師資,在華人大學中可能已算辦得不錯。但在我看來,依然有許多不足。



  我經常和學生聊天,學生常告訴我,大學很自由,但卻很少有機會在課堂內課堂外,和老師同學認真討論人生意義、道德對錯和社會正義的問題。也就是說,對于價值問題的思考,在大學中被邊緣化了。



  我主張的,是將“價值問題”放回大學教育的中心,并鼓勵學生有機會去自由探索人該如何活和人該如何好好活在一起的根本問題。



  東方早報: 你在書里談的大部分都是高等教育。你是否覺得,承擔社會責任,推動社會變革,主要是寄希望于受過高等教育的人?



  周保松:我不敢說中國的社會變革,一定要由受過高等教育的人來推動。原則上,每個公民都是社會一分子,都有責任在力所能及的范圍內,努力令社會變得更好更公正。



  但我也認為,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應該有更強的自覺,去推動社會改革,畢竟讀書人在社會已擁有不少優勢,包括掌握專門知識,擁有更多話語權,和享有更多機會等。如果擁有這些優勢的人,都不主動承擔更大的責任,那我覺得說不過去。



  “雙非產子問題需要



  香港政府多做些工作”



  東方早報: 你是怎么看哈佛價值和華爾街價值,常人理解的成功和真正有意義的人生這兩對矛盾的?



  周保松:只要認真對待生命的人,都會恒常地面對這些價值沖突吧,尤其在做一些關乎人生未來路向的重要抉擇時。哈佛大學每年有一半畢業生,選擇去華爾街工作。這在世人眼中,是很賺錢很受人艷羨的工作。但許多學生卻感到困惑不安。為什么呢?因為他們也知道,很賺錢的生活,不一定就是很有意義很幸福的生活,后者需要更多價值來支撐和肯定。



  面對這些矛盾,沒有一成不變的方程式。我們必須自己去面對,去判斷,去抉擇,然后承擔起責任。但有幾點值得留意。



  第一,不要怕和不要逃避這些矛盾。有矛盾,往往說明你對生活還有感覺還有堅持。到有一天你再感受不到人生充滿張力,那不一定是超脫了,而可能是麻木了。



  第二,要對自己有相當了解。例如不要過于著意一時一刻的得失,而要將自己的人生放在一個更長遠更整體的角度去問:我想成為怎樣的人?我的人生要怎么活,才真正有價值?這些都需要認真的反思。



  第三,不要過度高估自己。人太易受別人和環境影響,也往往較自己想象的脆弱。不要輕易將自己放在一個經常要做妥協又有太多誘惑的位置。



  東方早報:你少年時移民香港,曾經經歷很多困頓。香港現在的移民問題和你當時的情況相比是否有改善?



  周保松:香港一直是個移民城市。但現在的情況變得更加復雜,因為現在的移民,和以前不一樣,例如許多內地學生完成學業后,會留在香港工作,也有不少從英美回流的海歸派,近幾年更多了一批雙非孕婦所生的小朋友。



  這些移民人口,我想會慢慢為香港帶來轉變,這些轉變會帶來一些社會矛盾,但同時也為社會帶來更多活力,令香港更多元。整體來說,對于移民問題和內地與香港日益頻繁的交流,我是審慎樂觀的。



  香港一直是個相當開放的城市,很少出現種族和宗教差異導致的排外仇外事件,大部分新移民也都能夠慢慢融入香港生活。只要香港政府做多些工作,給予新移民更多的關懷和照顧,同時提供足夠支援去接待大量自由行旅客,并在法律上和行政上認真解決雙非產子的問題,我想大半年來發生的爭議事件,會慢慢緩和下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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